《菊与刀》，刀是杀器，象征了日本人性格中带有暴力色彩的另一面。
在日本生活十多年里，很少遇见打架斗殴的事件，对骂争吵也难得碰到。走马观花的外国游客，常常就此赞道日本人的温和礼貌。但是，也有一些带有暴力倾向的家伙令人印象深刻，最常见的是在道路上或列车内故意冲撞、击打他人，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到挑衅的人会选择避开或忍让。在311大地震后，我步行回家途经荒川大桥，一个装束普通的中年男人迎面走来，用肩膀撞向每一个与他相向而行的陌生人，人们要么闪避，要么默不作声。那人也许精神状态欠佳，谁都无计可施。而另一类挑衅者虽没那么赤裸裸的蛮横，但骤然做出的粗鲁动作昭示了内心里积郁的压力与不耐。挑衅对他们来说，是压抑生活中的一次小小释放。
台湾学者林明德在《日本的社会》中指出，日本人因身处的自然风土恶劣多灾，造成心理上的紧张感较强，性情急躁敏感，容易被动员起来诉诸暴力。现代的都市环境和社会体制，带来的压抑和焦虑，可能又加重了很多人精神上的负担。而观看暴力、色情、恐怖影像，成为一种相对简单的缓解方式，这也是日本此三类题材影片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前面说过，暴力在日本文化中的罪恶感有限，但与色情相比，暴力受到的社会压制最力，因为它是破坏集团内部稳定性的最大威胁。压制越大，反弹也越强，一个特征就是想象的暴力泛滥。

1979年，日本商界的一代豪雄松下幸之助个人拿出70亿日元的巨额款项，设立了一个名为“松下政经塾”的公益性财团法人。十年后，他告别人世。又过了二十二年，首次有“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野田佳彦成为新任日本国总理大臣，也令这所独特的人才教育机构瞬时间备受瞩目。
在现代汉语中，塾是一个属于故纸堆的词语。作为中国古典教育方式的私塾授业，在科举废止后迅速式微，被新式学堂无情代替。然而，就像帝制问题一样，彼时之中国热衷所模仿的日本，塾无论在纸面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消失。今天日语中的塾，虽然主要指中小学生课外参加的补习班，但“松下政经塾”代表着自幕府末年以来的另一种“塾”之传统。由此也可以说到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处分歧：要形式，还是看内容？中国废除的是私塾的形式，日本改造的是私塾的内容。
在幕府末年，长州藩（与萨摩藩同为明治维新的主力）武士、日本历史上的伟人吉田松阴曾担任一所名为松下村塾的私塾教师，培养出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诸多维新元勋。虽说松下幸之助创建名号相同的“松下政经塾”，并无继承松下村塾衣钵的意思，却颇有追慕前贤的架势。一百多年前，日本的维新志士经常利用私塾的体制，宣传思想并培育人才。另一位伟人福泽渝吉是在兰学（西学）塾的基础上，创立庆应义塾，即今日之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这些维新私塾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身份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尽管实际上以下级武士居多。而“松下政经塾”除了年龄在22-35岁之间以外，也不设定任何身份要求，只要有志者皆可报名。不过，这里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松下幸之助在塾的体制上选择了松下村塾式的传统型，没有走庆应义塾的大学路线，要知道70亿日元建立一所大学也绰绰有余。最主要的原因固然是松下幸之助将政经塾的目标定位于“培养领导未来日本国家政经发展的精英人才”，但要考虑到松下幸之助本人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教育程度，以及他创下的商业奇迹，或许能窥见他对现代教育体制的一点看法。

 我比较贪吃，但并非仅仅对美食佳肴垂涎三尺的老饕，果腹充饥才是基本原则。在日本的十多年生活里，从顶级名店到街边食肆都有些阅历，权且从几个特殊的角度说说对日本饮食文化的个人体会。
当代日本人的饮食，大体可以分做和、中、洋这三大类。不论豪华酒店的高级餐会，或品种丰富的自助餐餐厅，基本上三国鼎立。而日本-中国-西方的三角架构，不仅体现在饮食内容上，也适用于现代日本的文化体系。不过，我要谈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差不多“万年老四”的角色：源流在朝鲜半岛的烤肉（日文汉字：烧肉）。
我在留学生时代的打工经历，主要就是跑堂于几家韩国式烤肉店，间或入得庖厨打打下手，两年下来，倒学了不少关于牛肉的知识，算是读了个专科。九十年代后半期，烤肉一度风靡列岛，俨然有形成“ブーム”（潮流）之势，我亦躬逢其盛。可当我“毕业”后不久，因日本国内发现疯牛病病例，牛肉担任头号主角的烤肉业遭受沉重打击，陷入缓慢的下滑状态，至今依然。2010年和2003年相比，全国的烤肉店铺数量减少了6%，总营业额更下降了约10%。下滑的动因当然不仅仅是疯牛病，事实上，以“叙叙苑”为代表的高级和牛烤肉店业绩长红，应当还有其他因素。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的在日朝鲜/韩国人人数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

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1297件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记忆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日本人从小就重视情报资讯，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 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 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世人皆知日本人长寿，其实，心理层面的“拒老”和他们依然忘我的频繁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吧。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时弃老，有时溺婴。
据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的部分地区也曾有过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亦曾经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18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日本的“怪力乱神”实际上既丰富又有趣，这些年还在继续蓬勃发展着。
 
多年前朋友聚会，说要来一位牛人同胞，在佛教系的某宗教法人任职，极擅长宣法布道，很受教徒推崇。在日本的中国人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但和宗教沾边的，以前只听说过有人被雇用假装僧侣站在街头化缘，弄得我看到类似场景总想大不敬地掀起那遮住面孔的斗笠确认是不是同乡，这登坛讲法级别的还是头一次有幸结识，心下颇为期待。
 

五
过度沉湎细节，不能与时俱进，这可以看作日本人在错看中国上的“技术性”因素。如果要进一步从立场上分析，则必须指出之所以如此的一个重要根源：日本人的华夷观念。
关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伊藤一彦在《战后日本对中国印象的变迁》中指出，明治维新以前或可称为“敬仰期”，此后至二战则为“轻侮期”。但是他发现，即便在 “敬仰期”内，也产生了极力否定中国文化影响的国粹主义观念，而在“轻侮期”里，“对中国古典热烈的崇拜”依旧存在。这个现象的根源，还是要到“华夷”观念上去寻求答案。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在对唐交往中的“华夷”观念的滥觞，事实上，在东亚引进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之前，国族认同基本上是以“华夷之辨”的形式存在的。对于中国，日本“华夷论”的极端会指其为“夷”，温和者虽承认中国也算“华”，但对日本不像中国频有“华夷变态”的危险而骄傲。中国的两宋时期，先是与“夷狄”的辽称兄弟，再向金称臣，最后为元所灭，在日本人看来就是一系列的“华夷变态”。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在日本对华态度的表象性变化背后，一以贯之的正是逐渐强化也愈发僵化的日本中心的“华夷”观。

三
进入清朝，中日两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体来说，由于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清朝亦在后来实行海禁，双方的接触远没有明朝密切。易惠莉认为，“有清以来二百年间中日两国政府关系隔绝，除维持对双方均有需求的长崎贸易外，两国再无任何政府和民间的交通渠道，从而日本成为清代中前期对外关系中唯一的例外。”（《清代中前期的对日关系认识》）
和明相比，清的日本认识最大的转变是跳出了朝贡体系的圈子，即承认“日本于中国是在朝贡体制外的特殊国家”。（易惠莉，同上）此前的元、明定国之初都曾向日本遣使，要求日本奉贡称臣，清则一直无此做法。
满清马上得天下，对相对陌生的海洋事务，态度尤为保守闭塞，这不足为奇。另外，明郑势力覆灭后，满清大力经略的是漠北、新疆和中亚内陆，锁国时代的日本亦未曾对其构成直接威胁，双方相安无事。唯一的潜在问题是琉球。萨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后，虽由德川家康将琉球国王送还，但琉球实已沦为萨摩操控的傀儡政权，仅在名义上仍为清朝的藩属。1649年，顺治帝遣使往琉球，萨摩藩就清廷倘若提出剃发易服的要求如何对应询问江户，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受。为了蒙蔽清廷，以免惹火上身，萨摩采取了诸般欺诈手段：当清廷来使抵达，便暂时掩盖撤除萨摩在琉球的存在；萨摩驻琉球官员不干涉琉球政权的人事、祭祀等重要事务；颁布《对唐人应答手册》等书籍，要求琉球人在遭遇清人或漂流到清帝国时懂得遮掩应对，必要时可以把有日本有关的事物统统抛弃……（参见刘晓峰《琉球，一八七五》）这些做法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侵略琉球的实情曝光，导致和清正面冲突。在明清时期的中日交往中，以萨摩为代表的九州强藩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江户幕府虽然锁国，但萨摩能通过隐秘控制东亚海上贸易的枢纽琉球，继续从中获利。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 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 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
一
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盲目轻视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 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